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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 第一百四十九期名家刑法講座“刑法學漫談”成功舉行

2019/9/23

第一百四十九期名家刑法講座刑法學漫談”成功舉行

 

2019年9月18日下午3時,由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名家刑法講座第149刑法學漫談,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法學602會議室舉行。本次交流活動由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波恩大學法學院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教授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Prof. Dr. Dr. h.c. mult. Urs Kindhäuser)擔任主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馮軍教授擔任主持,陳璇副教授擔任翻譯。出席講座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李立眾副教授。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的眾多學生以及部分法律實務工作者參加了活動。

 

馮軍教授首先代表主辦方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向金德霍伊澤爾教授以及參加活動的各位老師和同學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

本次活動采取金德霍伊澤爾教授主講和自由討論相結合的方式。金德霍伊澤爾教授的主講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旨在探討,當我們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成立可罰的犯罪行為時,為什么需要犯罪論的體系;第二部分將以構成要件理論之父貝林v. Beling)學說為基礎,對不同意義上的構成要件概念加以厘清和分析。

金德霍伊澤爾教授首先以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開篇:A先生約定第二天晚上到B女士家玩牌,但是A先生食言,次日晚并未如約而至,B女士氣憤至極欲斷絕和A先生的關系,但A還是想B保持良好的朋友關系。金教授詢問大家A先生將如何為自己辯護?在座聽眾發言踴躍,紛紛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有的認為,A可以說自己頭一天得了重病,臥床不起;有的說,A可以說自己在來的路上遇到了山洪爆發,因道路受阻不能前來;有的說,A可以指出自己的母親當時突然生了急病,自己不得不立即將其送往醫院;有的說,A可以辯解說自己忘了B的住址,等等教授對大家提出的各種辯護理由加以整理,并將之對應于刑法上的正當化事由和責任阻卻事由,由此說明:刑法學對于犯罪論體系的建構,實際上就使用著和我們這個日常例子中的辯解理由大致相同的思維。教授進一步提出:第一,任何一個犯罪論體系,必須首先確定在外部世界當中發生了某種受到消極評價的事件,其他所有的評價和歸責判斷均以這個事件作為對象和基礎;第二,所有犯罪論體系在歸責判斷部分,都必然會區分行為能力和動機能力這兩個部分,前者指的是行為人為避免結果發生所需要的身體條件和主觀認知,包括故意、過失,后者則是指行為人作為一名忠實于法規范的公民形成按規范指示行事的動機所需要的條件,包括責任能力、期待可能性等。不論德國刑法理論的犯罪論體系經歷了多少變化,以上這兩個基本原理一直以來都得到了普遍承認和貫徹。

 

 

 

接著,金德霍伊澤爾開始對貝林的構成要件論進行解讀。他指出:要正確理解貝林的學說,就必須將“犯罪類型”、“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和“構成要件”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從犯罪學的意義上來看,盜竊、殺人等行為由于具有實質的社會危害性而被視為典型的犯罪,這就是“犯罪類型”;以犯罪類型為基礎,立法者將這些行為的典型要素抽象出來規定在刑法當中,就形成了“法律上的構成要件”;作為故意認識對象的、法律關于犯罪客觀行為的描述,才是“構成要件”。但是,后世的學者,尤其是以韋爾策爾(Welzel)為代表的目的行為論者,卻將這三者混同在一起,從而對貝林的思想作出了種種誤讀。事實上,在貝林那里,構成要件是法律評價和歸責判斷所針對的對象,它不等于犯罪類型,正是因為如此,構成要件才是價值中立的。同時,構成要件也只是法律上構成要件的一部分內容,例如,盜竊罪中的“非法所有的目的”屬于法律上構成要件的要素,卻不屬于構成要件的內容。對應于“客觀的處罰條件”,我們可以將“非法所有的目的”定性為一種“主觀的處罰條件”。

 

金德霍伊澤爾教授的主講部分結束后,進入到自由討論的環節。有同學提問:按照貝林所說,構成要件是價值中立的,但是與構成要件相聯的是違法性和有責性這兩個價值判斷,那么價值無涉的構成要件又怎么能夠與有價值色彩的違法性和有責性相聯系呢?教授以盜竊罪為例指出,貝林所說的構成要件僅僅指的是“取得他人財物占有”這一法律上的描述,但符合這一描述的行為既可能是受到禁止的,也可能是得到允許的(例如在緊急避險的情形下);正是因為構成要件是供價值評判的一個對象,所以它才是價值中立的,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既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合法。金德霍伊澤爾教授還提到,構成要件原本是歸責判斷的對象,所以也是故意的認識對象,但是自目的行為論興起以后,許多學者將故意、過失、非法所有的目的合并成所謂主觀的構成要件,并將之一攬子歸入構成要件的范疇。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構成要件,實際上包含了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對于貝林來說,作為價值中立的構成要件和有價值的違法性判斷,兩者必須清晰地區分開來

 

有同學提問,正當防衛的德文詞(Notwehr)直譯過來是“緊急防衛”,而緊急狀態下的行為人必然會在期待可能性上有所降低,是否可以認為正當防衛的出罪根據是由正當化和免責兩部分共同組成的,是否意味著在正當防衛中可能存在不法和責任相混同的現象?金德霍伊澤爾教授回應道:“緊急防衛”中的“緊急”不過是一種日常的用語而已,它在法律上并沒有特殊和固定的含義,只要行為人陷入到了危險境地,不管他本人是否有所準備、是否驚慌失措,都應當認為其反擊屬于“緊急防衛”行為。關于自招防衛,德國的判例和學說主要存在兩種觀點:(1)少數說認為即便在自招防衛的情況下,也不應對防衛權作出任何限制。(2)多數人認為,應當對行為人的反擊權加以限制。其內部又分為兩種具體的學說:其一主張,自招防衛屬于權利的濫用,故不成立正當防衛權,但可以承認行為人享有防御性緊急避險的權利;其二,通說認為應當在正當防衛權內部對行為人的反擊權進行限制,即:要求行為人首先尋求逃避,逃避不了時應當采取力度較小的反擊措施,只有在力度較小的反擊措施不能湊效的情況下才允許實施正常的防衛行為

有同學問道,A誤以為某件他人的財物是自己的財物而將其拿走,知情的B為A的行為提供了客觀上的幫助,那么B能否成立間接正犯呢?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認為,一方面,按照德國刑法目前的規定,只能將B認定為盜竊罪的間接正犯;但另一方面,由于在A具有盜竊故意的情況下,B的協助行為也只能成立幫助犯,故為了實現刑罰上的均衡,在本案中,應當在認定B成立盜竊罪間接正犯的前提下,對B僅適用盜竊罪幫助犯的刑罰。

有老師提問,應當如何界定賭博罪的法益?金德霍伊澤爾教授回答道,要論證賭博罪的保護法益的確是比較困難的,要么考慮該罪侵犯了財產法益,但這有違被害人自我答責,要么考慮賭博行為可能使參與者陷入病態之中(賭博成癮)。

 

在內容充實、氣氛活躍的刑法學漫談中,兩個半小時的時間轉瞬即逝。漫談的主題既涉及到抽象宏觀的基礎理論,也涉及到細致入微的具體問題。無論在主講還是在答問環節,金德霍伊澤爾教授博聞強識、揮灑自如的大家風范,以及幽默風趣、引人入勝、通俗易懂的講述風格,深深吸引了在座的師生,也令人真正體味到刑法學思考的樂趣。活動的最后教授向同學們發出期許:由于刑法是對個人基本權利與自由侵入程度最高的法律,所以希望大家在研習刑法的過程中,一定要遵從內心,僅僅堅持那些自己發自內心認為是正確的觀點。馮軍教授向金德霍伊澤爾教授的精彩講解、陳璇副教授的精準翻譯以及現場師生的踴躍參與表示衷心感謝。最后,在座師生全體起立,以熱烈的掌聲向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致敬。名家刑法講壇第一百四十九期“刑法學漫談”圓滿落下帷幕。

 

/陸思燁,陳璇

/李妍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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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到檢察機關工作,先后任書記員、助理檢察員、檢察員、副處長、處長;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檢察廳副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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