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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刑法講座第148期 | “正犯的表現形式”講座成功舉辦

2019/9/21

2019917日上午9時,德國當代著名刑法學家、波恩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Prof.Dr. Dr. h.c. mult. Urs Kindhäuser受邀蒞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在明德法學樓602會議室作了題為“正犯的表現形式”(Formen der Täterschaft)的主題演講。


本次講座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明祥教授主持,陳璇副教授擔任翻譯。出席講座的有金德霍伊澤爾教授的夫人魏博雅教授(Prof. Dr. Petra Weber)、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蔡桂生助理教授,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的眾多學生聆聽了演講。


正式開講前,劉明祥教授代表人大法學院以及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對金德霍伊澤爾教授第七次造訪人大法學院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盛贊教授自2013年以來為人大刑法學科的國際交流和人才培養作出的巨大貢獻,堪稱客座教授的典范。


講座伊始,金德霍伊澤爾教授首先對德國刑法關于犯罪參與的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界定,并指出將參與行為區分為正犯和共犯的不同形式的做法,僅僅適用于故意犯。過失犯則僅有一種實施方式,即正犯。由于德國刑法典為參與的不同種類配置了階層化的法律后果,故對正犯和共犯加以區分,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在第二部分“主觀的參與理論”中,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詳細介紹了德國判例早期采用的正犯和共犯區分標準。以因果關系等價說(條件說)為基礎,德國早期判例試圖僅從主觀方面去尋求對正犯、共犯以及刑法上不重要之舉動方式加以區分的標準。但該說完全不可行,因為在行為刑法當中,正犯還是共犯的判斷不能僅僅取決于主觀想法。

在第三部分“客觀的參與理論”中,金德霍伊澤爾教授對當今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犯罪事實支配理論,展開了批判性的分析。他指出,犯罪事實支配理論遇到的一個困境在于,德國刑法典中并沒有提到“犯罪事實支配”這一概念,而且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定義過這一概念。它指的是行為人決定如何以及是否去實施犯行的一種事實上的力量,前者稱為籌劃性支配,后者稱為決斷性支配。通過對不同的案件情形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該理論所提出的正犯標準實際上極不統一。此外,不管是哪一種形態的事實支配,它都不足以為所有的犯罪提供正犯成立的依據。面對不真正不作為犯、身份犯等犯罪,不得不在以事實支配思想為基礎的犯罪之外,又提出了所謂的“義務犯”。但是,從科學理論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并不是一種有說服力的學說,而僅僅是把不同的標準隨意地捏合在一起而已。

在第四部分“直接正犯”中,金德霍伊澤爾教授在分析舉動規范、義務和歸責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指出:犯行是指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描述的舉動以及相關的后果;犯罪事實支配是指行為人以符合義務的方式避免實現構成要件的能力;正犯則是指以違反義務的方式實現了構成要件的人。簡而言之:正犯就是義務違反。由此可見,構成要件所包含的正犯概念是十分狹窄的。據此,如果要把正犯的范圍擴大到舉動與故意犯構成要件的描述并不相符的那些情形,就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據。

在第五部分“間接正犯”中,金德霍伊澤爾教授提出,能夠構建起間接正犯的情形只有一種:前臺者既不能是絕對暴力意義上的因果要素,也不能本身就是有責的正犯,他必須在刑事責任方面有所欠缺。換言之:如果某人慫恿他人去實現一個犯罪的構成要件,而且就該犯罪而言,后者的行為是無責的,那么慫恿者就是間接正犯

在第六部分“共同正犯”中,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認為,要讓每個人都為整個事件承擔管轄之責,就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每個人都能為其自己的舉動承擔責任,二是每個人都能夠被他人的舉動所代表。也就是說,共同正犯必須既以己之名為其自身,同時又以他人之名為別人給犯罪作出了貢獻,從而實現了相互代表。在共同正犯中,多人的舉動方式連接成一個整體犯行,只要這些舉動處在共同犯罪計劃的范圍之內,在實現構成要件的過程中相互代表,且滿足了為成立相應的義務違反所需具備的其他人格性要件,那就可以將這些舉動全部作為每個參與者自己的義務違反行為歸責于他。

在第七部分“組織性的權力機構”中,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認為根據組織性的權力機構去證立間接正犯,這是一個在教義學上多余而且違反體系的刑法參與學說




隨即進入到問答、討論環節。現場同學就法人犯罪的刑事歸責、義務犯等問題向教授請教;劉明祥教授則結合具體的案例,就間接正犯的認定問題與金德霍伊澤爾教授進行了切磋;蔡桂生老師就如何評價單一正犯體系、如何看待德國刑法關于教唆未遂的規定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提問。金德霍伊澤爾教授對于各個問題和評論一一作了詳細解答和回應。他指出:第一,德國刑法典第30條關于教唆未遂的規定,是基于德意志帝國時代的特定政治和歷史背景。由于證據證明上的困難,故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其實極為稀少;所以也有相當多的學者主張應當刪除該條款,他本人也贊同這一見解。第二,即便在單一正犯的體系之下將所有參與人均認定為正犯,但在量刑階段,為了能為不同的參與人配置適當的刑罰,也仍然需要在正犯內部對參與人進行不同形式的劃分。他認為,中國刑法關于主犯和從犯的劃分,在實質上與犯罪事實支配理論相契合;由于這種劃分更為注重不同參與人的量刑,故確如劉明祥教授所認為的那樣,較為接近單一正犯體系。第三,A知道B意圖埋伏在小路上射殺X,便慫恿自己的仇人Y走上小路,導致B因為將Y誤認為X而將前者射殺。對于這個案件,教授認為,就故意殺人罪來說,A既不能成立教唆犯,也不宜成立幫助犯,而應當屬于以被害人為工具、利用被害人自陷風險而成立的間接正犯。第四,對于母親放任自己的幼子遭他人性虐待的情形,不論母親在事實上作了何事、是否對性侵有事實上的支配,既然她違反了義務,那就屬于正犯。

 

整場講座持續了兩小時四十分鐘,主講者和聽眾互動頻繁,既有對抽象理論的宏觀探討,也有對具體案例的細致入微的剖析,還有對中德兩國刑法規定的比較,不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講座結束之際,劉明祥教授感謝金德霍伊澤爾教授用如此簡明、清晰的語言敘述了“正犯的表現形式”這一復雜的理論問題,提出并且論證了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獨到見解,為大家奉獻了一場學術盛宴,令人受益匪淺,同時感謝陳璇副教授的精準翻譯。最后,名家刑法講壇第一百四十八期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供稿/編輯:王才鈺

攝影:王子悅

指導教師: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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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到檢察機關工作,先后任書記員、助理檢察員、檢察員、副處長、處長;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檢察廳副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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